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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尋找自由(第一部) ：自由的追求與毀滅(下)》

我的這些歷史記錄，能讓謊言退卻嗎？
國共兩黨當前的百年慶，究竟是什麼樣的造史運動？
歷史真相又是如何？

少年時在蔣介石國民黨專政下，
我追求過自由，
後來得到的，
是毛澤東共產奴役制度的統治；
那是第一次「自由的追求與毀滅」。

毛澤東去世時，
我雖已四十五歲，
卻重做起少年時的自由之夢，
再次毀滅於鄧小平的「反自由化」大戰略。

—阮銘

中國、美國，到台灣，
他畢生追求自由；
在中國的大半生，經歷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統治，
年幼時遭遇父母親被國民黨殺害，
壯年時身陷文化大革命瘋狂般的鬥爭與下放勞改，
與胡耀邦共事時又目睹共產黨高層的權力惡鬥，
終於自由夢碎，
認清極權統治者只把人民當棋子的相同本質。

後半生他在美國與台灣呼吸自由的空氣，
驗證民主自由的價值，
但仍不免憂心奴役制度的無法根絕。

他的一生是個時代的縮影，
國民黨軍人子弟出身，
又曾經是國共內戰中「勝利者」的一方，
親歷中國近代巨大的轉變，
這部回憶錄將是他最真實的人生記錄，
告誡世人自由、人權的可貴。

本書特色

1. 一個身歷中國對日抗戰、國共內戰、大躍進、文化大革命、共產黨權力鬥爭的自由主義者，最真實、最深切的回憶錄。

2. 有別於國共兩黨觀點的國共鬥爭史。在國共兩黨即將合力迎接所謂百年慶的同時，這本回憶錄將帶給你不同的想法與感受，看見真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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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作者介紹

  
  
  
  
  阮銘
  
  一位跨越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黨國統治時代，以及跨越大洋兩岸和海峽兩岸兩種社會的自由主義者，人生的重要歲月都投身在爭取自由民主，這個現代
  文明的普世價值。
  
  1931年出生於中國上海。父親是保定軍官學校第六期砲兵科畢業，與何應欽同學，早年隨孫中山投身革命，於孫中山任非常大總統時期擔任總統府侍衛官，1922年「陳炯明兵變」時，曾護衛孫中山避居永豐艦，之後投身北伐與抗日游擊武裝，1940年底遭隸屬國民黨軍統特務系統的「忠義救國軍」秘密殺害。母親於1943年為尋找父親失蹤原因，遭誘至安徽廣德旅店，至今下落不明。
  
  1945年與震旦附中一群關心時局的同學成立「耕耘社」，於該社刊物《耕耘》上發表批評時政的文章，也參加校外學生運動。隔年與「耕耘社」同學一起加入中國共產黨，從事上海市學生民主運動。
  
  1948年，考入燕京大學，對於燕京大學校訓「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（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務）」相當認同，浸淫在燕京大學的自由學風之中。
  
  1952年，因燕京大學在反美浪潮中遭撤銷，隨著就讀的工科被併入清華大學，擔任機械、水利兩系的學生黨總支書記，兼任團委副書記（後任書記）。前往清華大學之前，初次見到當時剛轉任青年團中央書記的胡耀邦。
  
  1958年，反右鬥爭後，因應北京市委調學校知識份子幹部充實新聞戰線的
  需求，調任《北京日報》社政法文教部副主任，1959年調任理論部主任，曾經下放到北京郊區朝陽公社的南磨坊第八生產隊與農民一起生活，一起體會饑餓的滋味。
  
  1961年，調至中共意識形態戰線的前哨陣地中央宣傳部，於陶鑄任中宣部長時期任調查研究室主任，之後在中央文革小組對陶鑄的鬥爭中受波及，遭抄家六次，被安上「砲打無產階級司令部」的罪名，接受軍事管制小組隔離審查。
  
  1977年，應胡耀邦之邀，至中央黨校為《理論動態》雜誌效力；接著擔任新成立的理論研究室副主任，多次受胡耀邦之邀，參與中共中央主要會議提出改革意見。但終於因改革的言論不見容於胡喬木、鄧力群等，在王震擔任中央黨校校長時被開除黨籍，撤銷工作。
  
  1988年，經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教授向羅斯基金會推薦，前往哥倫比
  亞大學任羅斯訪問學者。之後又在密西根大學、哈佛大學、普林斯頓大學等做訪問研究。
  
  1997年應聘來台，於淡江大學任教，與台灣人多所接觸之後，極為欣賞台灣人開放、勇敢、豪邁的海洋性格，也對台灣的民主制度頗為傾心，於2002年取得台灣國籍，2004---2006年，在陳水扁擔任總統時，被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。目前為台灣綜合研究院顧問。
  
  著有《歷史轉折點上的胡耀邦》、《鄧小平帝國》、《中共人物論》、《兩岸統一百年大計》、《透視總書記》、《民主在台灣》。在玉山社有：《民主台灣vs.共產中國》、《去恐懼，開創台灣歷史新時代！》、《兩個台灣的命運——認同TAIWAN vs.認同CHINA》、《從寧靜革命到寧靜建國》、《歷史的錯誤——台美中關係探源》、《我看台灣與台灣人》、《鄧小平帝國30年》，編著《台灣青年．看未來》等書。其中《歷史的錯誤——台美中關係探源》一書被譯為日文，在日本由草思社出版。
  
  

尋找自由(第一部) ：自由的追求與毀滅(下)－目錄導覽說明

• PART 3 毛帝國的終結（1966－1976）
  文革之初（上）
  文革之初（下）
  三國演義（上）
  三國演義（中）
  三國演義（下）
  新星殞落（上）
  新星殞落（下）
  全面奪權
  砲打司令
  軍事管制
  賀蘭山下
  旅途驛站
  陶瓷菩薩
  十月政變
  
  PART 4 開放的新地獄（1976－1988）
  富強胡同
  理論漩渦
  歷史轉折
  分道揚鑣
  訪美歸來
  包圍戰略（上）
  包圍戰略（下）
  特區調查
  黨校易幟
  異化事件
  自由之死
  別了中國
  
  

前言

多年前，有人約我寫回憶錄。我說不，因為我這一生，只是俗話說的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」。撞過了，再不去想它，我沒有過去的回憶。對未來，那不是我所能左右，也不去想，我沒有未來的夢。我好像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，把石塊推上去，滾下來，再推上去，日復一日，做著同樣「荒謬」的事，有什麼可寫的呢？

今年（二○○九年）十月，有人重提寫回憶錄的事了。這回的理由是：台灣和中國，開始了一場稱作「迎接百年慶（一九一一 ~ 二○一一），詮釋大時代」的「造史」運動。陸續登場的「兩岸一甲子」、「古寧頭一甲子」、「大江大海１９４９」，「新加坡連（戰）胡（錦濤）會」，可以看出他們不但在偽造兩岸百年史，還在顛覆從反法西斯勝利到共產奴役制度瓦解的二十世紀世界史。 朋友問：你一生跨越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黨國統治時代，跨越大洋兩岸和海峽兩岸兩種社會，又經歷反法西斯戰爭和共產奴役制度瓦解的進程，難道不想留下一點真實的記錄，來揭穿歷史的偽造者嗎？

我想，國共兩黨偽造歷史，作為鞏固權力的手段，並不是新鮮事。但過去雙方，各造各的偽史，各騙各的大眾。這回的不同，是雙方合作「造史」，共同欺騙兩邊的大眾。 這一波聯合「造史」，從中共「建國一甲子」（一九四九 ~ 二○○九）開始。一部影片「建國大業」，明知是騙，多少名牌演員搶著去演，多少大牌政客爭著去看。蔣介石的孫子，國民黨副主席蔣（章）孝嚴，趕去看了兩遍，稱讚中共「客觀、進步」。可不是？過去扮演他爺爺的演員總是兇神惡煞，今天換上個面團團、慈眉笑眼的張國立，不就為騙你這句話嗎？

同時，龍應台出了本《大江大海１９４９》，封面題簽赫然是「一本書改變一個時代」。我不禁好奇，她要怎樣改變一個已經過去的時代呢？買來一看，原來她要「改變」的，是反法西斯勝利和共產主義瓦解那個「大時代」人們腦中的歷史觀與價值觀。書中描繪的，不只一九四九年的兩岸圖景，而是涵蓋二十世紀反法西斯戰爭到柏林圍牆倒塌的歷史畫卷。她的畫卷是巧妙地用一個個精選的個案剪接起來，為了傳達出一個訊號，就是那句誇張的質問：

——請凝視我的眼睛，誠實地告訴我：戰爭，有「勝利者」嗎？ 她剪接的戰爭，從亞洲到歐洲，從上海到南太平洋，從列寧格勒到長春；時間跨度涵蓋日本侵華、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國共內戰。她選擇一系列的故事：圍困列寧格勒的德軍的家書，圍困長春的共軍的回憶，南太平洋戰俘營中被俘的反法西斯戰士的漫畫，接受日本軍官命令刺殺反法西斯戰俘的台灣兵的訪談，國共內戰時逃到澎湖的流亡師生被槍殺……等等，都是為了表明她那似乎是坐在雲端裡的說教：

——戰爭沒有「勝利者」，沒有「原因」，也沒有「罪犯」，對「戰爭罪犯」的審判是荒謬的。（「勝利者就沒有戰犯嗎？」）生在這個「大時代」裡，你只能忍受被「大時代鐵輪輾碎」的命運。

而槍殺流亡師生的「失敗者」卻是有「原因」的。書中寫了五千個山東流亡學生，逃避國共內戰渡海來台就學，由七位老師帶領到了澎湖，被「失敗者」（國民黨）強迫當兵。一個學生站出來，只講了半句話：「報告司令官我們有話要說……」，司令官李振清一個眼色，衛兵舉起刺刀刺去，學生的鮮血噴湧而出，倒斃地上。承諾這五千個孩子的父母帶他們來上學的七個老師，到處奔波、陳情，結果全被當作「匪諜」槍殺。對這樣的恐怖殺戮，龍應台寫道：

——關鍵的「原因」之一就是，共產黨的間諜系統深深滲透國軍最高、最機密的作戰決策，蔣介石痛定思痛之後，決定最後一個堡壘台灣的治理，防諜是第一優先。

有意思的是，這本「向失敗者致敬」、「以身為失敗者為榮」的書，卻獲得了「勝利者」的青睞。「兩岸一甲子」大會上，中國來的共產黨代表、「兩個凡是」（「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，我們都堅決擁護；凡是毛主席的指示，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」）的原創者鄭必堅，在演說中特意引用龍應台的《大江大海１９４９》。鄭必堅說：

——一九四九年台海分隔，給兩岸留下大江大海般深深歷史遺憾，如今在歷史新起點上，共同迎來大交流、大合作、大發展的新階段。

台灣的媚共媒體自然不會放過機會，立刻發表社論〈柏林（圍）牆倒塌與台灣海峽開通〉：

——不須讚嘆柏林（圍）牆倒塌，台灣海峽開通是更重大歷史事件。共產主義瓦解，不是始自戈巴契夫新思維，而是始自鄧小平改革開放；不是始自柏林（圍）牆倒塌，而是始自蔣經國開通台灣海峽。中共改革開放是共產專政修正轉型的指標樣版，海峽兩岸互動為人類文明和平發展寫下新頁。共產專政轉型與戰爭陰影消除，柏林（圍）牆未給世人答案，是由台海兩岸作答，經二十年來互動激盪，如今在和平發展主旋律下，愈來愈理智，愈來愈昇華，世人應可期待一個典範式答案，將在不日繳券時呈現。 （編按：台灣的慣用語法是「柏林圍牆」。）

為什麼毛澤東的「兩個凡是」理論家鄭必堅，欣賞龍應台的《大江大海１９４９》呢？一點也不奇怪。因為只有顛覆反法西斯勝利和共產奴役制度瓦解的歷史，才能開闢中國新奴役制度「崛起」的「歷史新起點」；只有顛覆天安門屠殺和柏林圍牆倒塌的歷史，共產中國新奴役制度才能跨越台灣海峽，消滅台灣人民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創建的自由民主制度。

這場「造史」運動，今天才開始。依胡錦濤、馬英九的規劃，至少要連續兩年，「造」到二○一一「百年慶」。在中國，叫「辛亥革命」百年慶；在台灣，卻叫「中華民國」百年慶！你不覺得滑稽嗎？百年前，台灣在日本統治下，「辛亥革命」既未革到台灣，「中華民國」也不在台灣，哪來的「百年慶」？可見「百年慶」是假，藉此偽造台灣百年史，為共產中國企圖跨海吞併民主台灣「繳」出「一個典範式答案」是真。

朋友說：難道台灣無法阻止歷史的偽造者嗎？

我說很難。揭穿歷史的偽造不難，難在人們不願接受真相而願意受騙。巴特勒主教（Bishop Butler）說過：「事物和行為原來是什麼就是什麼，其後果將是什麼也就是什麼，我們為何竟想要受騙呢？」你知道想要受騙的人，是不願接受真相的。你若告訴他真相，他會視你為敵。在中國文革那個時候，說出真相，相信真相，都要死；要活的人，只有騙人或甘願受騙。

——但現在不是這樣的時候了，朋友說。

——所以更難。被迫騙人或受騙，形勢變了，還會說出真相或相信真相。自願騙人或受騙，視說出真相為敵的，你對他有什麼辦法？

——然而總還有不願騙人和受騙，願意了解歷史真相的人吧？即使現在沒有，下一代或者更遠的未來，會有人想探究這段已被重重謊言湮沒的歷史；他若能找到一點被謊言湮沒時代的真實記錄，該會帶給他如獲至寶的喜悅吧？

——對未來我不能確定，我不做未來的夢。

然而朋友很熱心，說要給我錄音，做口述歷史。我想大概是看我老了，不願讓我荒謬的一生，不留一點痕跡地化為煙塵吧？

回顧此生，一大半在中國（一九三一 ~ 一九八八），我曾在一篇短文裡概括為兩度「自由的追求與毀滅」：少年時在蔣介石法西斯奴役制度下，我追求過自由，後來得到的，是毛澤東共產奴役制度的統治；那是第一次「自由的追求與毀滅」。毛澤東去世時，我雖已四十五歲，卻重做起少年時的自由之夢，再次毀滅於鄧小平的「反自由化」大戰略。然後是一九八八年走出中國，見證了柏林圍牆倒塌和全球第三波自由民主化的高潮與退潮。在美國和台灣的這最後二十多年，又看到無論古老的自由國家，或是新生的自由國家，今天都還未能避免奴役制度國家的挑戰。我的經歷不過如此：

一九三七 ~ 一九八八 自由的追求與毀滅（中國）
一九八八 ~ 二○一○ 自由的見證與挑戰（美國、台灣）

但留下這點歷史的記錄，能讓謊言退卻嗎？我想起哈維爾（V. Havel）的話：「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，那在真話中生活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。」他相信真話終將戰勝謊言，且在捷克得到歷史的驗證。然而需要等到更多的人支持說出真話，相信真話，不想受騙的那一天。

二○○九年十二月於台北紅樹林

文革之初（上）

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午，在京郊門頭溝領導農村四清運動的中央宣傳部秘書長童大林，召集全體四清工作隊員開緊急會議，傳達中共中央委員會〈五一六通知〉。我這個」特殊隊員」也被通知參加聽傳達。我沒有想到，〈五一六通知〉的打擊目標，正是權傾一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、書記處常務書記彭真。〈通知〉宣佈撤銷彭真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（彭真、陸定一、康生、周揚、吳冷西），另行設置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。
正當童大林在唸那份很長的文件時，突然有人從我身後過來，示意我走出會場。他是陳伯達的秘書王保春。他匆匆把我帶到停在村外路邊的一輛小轎車旁，要我坐上車，才遞給我一張信紙，上面是粗黑鉛筆寫的大字：
阮銘同志： 我受江青同志委託，請你立即回京，修改一篇文章。 陳伯達 五月二十三日
我對王保春說，那我得去向童大林說一聲，請個假啊。王保春說：「不要管他，我們馬上走，他找不到才好呢！」開車的是陳伯達的司機老于。王保春在車上不停地告訴我一些驚人消息：不但彭真不行了，陸定一的妻子嚴慰冰，因寫匿名信攻擊林彪一家被捕，陸定一也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受批判。毛澤東點了中央宣傳部的名，稱「中宣部是閻王殿」，要」打倒閻王，解放小鬼」！
車子開進釣魚台一棟樓前停下。後來我才知道，這棟釣魚台十五樓，是文化大革命的前線司令部，「中央文革小組」的辦公樓。陳伯達就住在這裡。住過這個樓的文革小組成員，尹達、關鋒、穆欣，連同陳伯達自己，都先後成為自己參與發動和指揮的這場「革命」的祭品。他們叱?風雲於一時，其實不過是文革這齣大戲之初，在前台跑龍套的。釣魚台的真正主角，文革的「靈魂」和「旗手」，是住在八樓的康生和住在十一樓的江青。
王保春引我進入樓內一間會議室，若瑛也和陳伯達一起來到。我們受到一群陌生人的歡迎，似乎是新設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：王力、關鋒、戚本禹、尹達、陳亞丁、穆欣（後面三人不久後就消失），還有他們的組長陳伯達。
陳伯達說：「阮銘、阮若瑛評《魯迅全集》一條註釋的文章，寫得很好。江青同志送給主席看了。她從上海來電話要我們一起把文章改好。」
接著，陳亞丁把《解放軍報》社印好的文章清樣交給我們；關鋒拿出一套照片，是有關《魯迅全集》那條註釋製作過程中，周揚、林默涵、邰荃麟、王士菁等人來往的信件和文字稿。陳伯達說：「看看這些照片，把需要的材料用進文章裡去，然後大家討論修改；阮銘不必回門頭溝了，中宣部那裡我們去通知。」
後來又商量到哪裡去改文章。我有點不解，既然不回門頭溝，自然回沙灘家裡了。陳伯達說：「你不明白，現在鬥爭很尖銳，回沙灘中宣部對你不安全。這樣吧，馬列研究院在西郊比較僻靜，你到那裡去住一個禮拜，把文章改好。」
若瑛和我原先寫文章時，並不知道註釋的製作過程，有哪些人參與？看了照片，才知道主導這條註釋的人，是林默涵和邵荃麟。邵荃麟先讓剛剛被劃成右派、受到批判的馮雪峰起草註釋，馮雪峰起草的文字稿清樣只是歷史背景的一般敘述，並沒有指責魯迅。邵荃麟拿去給林默涵看，兩人一起商量後，林默涵勾掉馮雪峰稿中的大段文字，自己親筆寫了一段話，給魯迅加上「他在這篇文章中，對於當時領導左聯工作的一些黨員作家採取了宗派主義的態度」這條罪狀。我們原來的文章，就是針對這條顛倒歷史的「罪狀」，但當時不知道是林默涵編織的。
林默